冬季的北戴河显得安静。
几乎所有的店铺，在傍晚来临前就已早早打烊，晚上七点步行在夏季最热闹的海滩公路上，只有微弱昏黄的路灯陪伴孤寂的大海。
2005年岁末，当更多的人开始期盼2006年到来时，马国宜却在翻看、整理这一年的病历档案。
马国宜今年38岁，清秀的脸上有一双善解人意的眼睛。身为临床医学硕士的她，就职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从1991年起运用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技术，致力于尘肺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
她说，每本病历中都有一段心酸史。
(一)
“我父亲是安徽淮北矿务局的一名老掘进工，患尘肺病6年了，这些年一直靠消炎药维持，今年病情极度恶化。父亲现在呼吸越来越困难，几乎失去了继续治疗的信心，做儿子的心痛之余只想为父亲减轻一点痛苦，我不相信尘肺病是癌症，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像这样的来信，我与同事经常能收到。作为全国仅有的一家专治尘肺病的医院，致函致电的人非常多。我们不仅要负责病人手术，还要回复这些信件、电话。对方在得到明确答复后，就来这里治疗。
通常，一台双肺同期大容量肺灌洗手术要5小时左右，我每天上午都有手术。以2005年一年为范本，我共参与手术195台，全年累计手术时间975小时。
通常，上午8时，病人被推进手术室。8时35分，病人在静脉注射麻醉下进入全麻状态。我会将一根形同“Y”形的双腔支气管导管从病人的口腔中插进去，进行左右两肺的“气、水”分隔：右侧肺由麻醉呼吸机进行纯氧通气、供氧，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左侧肺则连接灌洗管道进行灌洗。每灌洗一回(一进、一出)大约需要3至6分钟，至于需要灌洗多少回，还要根据具体病情因人而异。原则是以最后灌出来的引流液基本澄清为止。
给煤矿工人做洗肺手术，从引流管排出来的“洗肺水”就会变得像变质的煤尘一样浑浊。拿在手中细看，在瓶中的上方，零零散散地悬浮着一些冲洗出来的絮状尘物，而在瓶子的底部，密密的一层与他们职业有关的黑色煤灰碎末。
“洗肺水”的颜色及尘物主要与患者所处的职业环境有关。来自制作陶瓷的产业工人，引流出的“洗肺水”会呈现如同牛奶一样的乳白色。
除了手术，马国宜和她的同事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她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疲惫程度可想而知。但最令她担忧的，即便如此，她还是认为自己时间太少，力量太小。就是这样工作，也远远赶不上尘肺病人增加的脚步。
(二)
2005年3月，我接待了一位背着氧气桶来的病人。他来自辽宁省大石桥市，42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60多岁。他18岁下井采矿，炮一响，黑乎乎全是灰，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呼吸已经明显衰竭，为了治病，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来这里就是要洗肺。但他这种情况，根本上不了手术台。他一听不能手术，一下跪倒在我面前，沉默又沉默，他这种情况，早已没有力气哭出来了，那是一种绝望。我实在看不下去……最后，我给他拿了一些药，把他好言劝回去了。尘肺病一旦到了晚期，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因为肺部已全部纤维化，患者到最后只能活活憋死，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都太残忍了。
记得1991年刚分到院里时，一次参加尸检，矿工那黑色的肺部令我震惊。那是一颗被摧残的肺，坚硬如石，全部纤维化。如果说我最早被分配疗养院还有那么一丝抱怨，那么现在，全没了。因为当你亲历一个个生命被折磨着渐渐消逝，有职业良知的医生就不会离开这个领域了。我当时就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要用此生致力于尘肺部的救助工作。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来这里治疗的尘肺病患者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32岁，以湖南、贵州、辽宁等地的矿工居多。基本上都是农村里出来的，没有和矿上签过劳动合同。他们说，能借到钱的就来看病，借不来钱的只能等死。
去年6月，一名来自淮北矿务局的51岁矿工确诊为一期尘肺。他的尘肺虽不算特别严重，但他的合病症较多，哮喘、炎症、结核。他说，我死也要死在手术台上，我想活得有尊严!这台手术我印象最深，因为手术时间最长，从早晨8时30分手术开始，到晚上5时40分才结束。洗一侧肺就花了5个小时。庆幸的是，手术非常成功。病人术后兴奋极了，因为他明显感觉呼吸顺畅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能吸到底了，他拉着我的手，好久都不松开。
我经常听病人们说，40岁以前用健康换钱，40岁以后用钱换生命。农民工在面临生存和健康的选择时，大多数人为了生存而无力保护自己的健康权利。绝大多数有害作业农民工都没有依法获得应有的健康检查权。有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农民工干的多是最苦、最累、最脏、最险、最重的活，每天工作12至16小时。
尘肺病很残忍，残忍到能把人活活憋死;医学技术很有限，并不能挽回每一条生命。但让马国宜最感残忍的，是许多农民工矿工健康权的被漠视。她可以尽力去挽救他们的生命，但她并不能去阻止更多的矿工患上这种病。这种无奈，常常让她感到压抑。
(三)
我最开心的，是帮助许多患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从“肺部压的两座大山”到“两座大山被搬走了”，我的努力使一个个残缺不全的肺，有了重生的力量。
一位姓李的矿工，退休前在井下一线做了20年采煤司机，负责操作采煤工作面的掘进机。他说掘头一动，到处都是煤灰，啥也看不见，只能靠平时的熟练功夫，才能摸到按钮进行操作。一线工作最辛苦，不少人只干几年就上井了，只有老李坚持着。他说，不下井日子不好过啊，家里有3个孩子要养活。
1990年，老李被检查出一级尘肺病，已经属于工伤了。1993年再查就已经二级了，当时他们那批有23个二级，医院又组织他们复查了一次，最后每人发一个证明的小本。
老李是我遇到的惟一一个在洗肺过程中休克的人。洗完后老李问我：我洗出了多少?我回答：顶多10%，你这病累积时间太长，你的体质又太差，最好分期洗。
不过，就这10%的清出量，已经让老李轻松了很多。从前脸总是黑紫的，从家里走到矿区办公楼才一里路，就要停五六次，现在不用停了。从前不能吃饭，最多只能喝点稀饭，现在还能加上一个馒头。
2005年最后一个周末，马国宜终于腾出了空儿，带着儿子去了趟公园。“妈妈太忙，平时根本没时间陪我玩”，稚嫩的小脸，却让马国宜不敢正视。
每月1300元的工资，51平方米的住房，以及孩子今后的教育经费问题，都让她显得尴尬。我问她，你对自己的事业怎么看?她说，在中国，尘肺病的工作短期是做不完的，但这项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如果每个医生只用金钱来衡量一项事业的标准，就太偏颇了，我们总要有点理想。
很多事需要政府解决，但又不能完全推给政府，我希望2006年能有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无论是对尘肺病人的救助还是宣传。我们院2003年10月成立的“中国煤矿尘肺病救治基金会”，目前已募集了4249.5万元，现在每年可以救助500位尘肺病患者。我相信点滴的努力汇集起来，就是无穷的力量。坚持，是一种难得的品性。
据权威数字显示，在各类职业病中，尘肺病占到80%。我国每年因尘肺病引起的死亡病例是其它工亡人数的3倍。国家卫生部报告表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有14万多人死于职业尘肺病，目前全国已累计报告尘肺病60万例。
对于矿工来说，除了时刻避免瓦斯、塌方等危险外，严重的职业病还可能纠缠他们并不富裕的余生。“有钱的治病，没钱的等死”、“把家里的房子、地、牛全卖了，就为了看病”、“孩子他爹当年是活活憋死的”……解读尘肺病给他们以及家人带来的巨大创伤时，我们除了心酸，更多的时候却无能为力。然而，在与尘肺病医生马国宜的长谈中，我感受到了冲撞背后，还有光亮与温暖。
“虽然我的很多朋友劝我另谋高就，但我怎么能放得下?”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她的朋友，因为“只能选择离开”的职业病医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职业病医生与职业病患者的数量逐年成反比的可悲现象。
但是，马国宜的话又给了我们希望：“我相信点滴的努力汇集起来，就是无穷的力量。”、“如果职业病医生只用金钱来衡量一项事业的标准，那就太偏颇了，我们总要有点理想。”
马国宜参加工作14年来，至今最高工资为1300元，可她却能年复一年，坚持奋战在救助尘肺病患者的第一线。
“当我打开一本本病历，一张张活生生的矿工面孔就会浮现在我面前。为了他们，我也要坚持。”
而坚持，是一种难得的品性。
一个独立品性的生命就这样成长起来，她很饱满，同时，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
（责任编辑：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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